乡土永流传|新乡土诗铸魂艺术的探索——《诗颂红色湖湘》的红色叙事美学与新乡土诗创作理念的交叠

2026-05-18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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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多年来,以聂茂、楚人为代表的一众新乡土诗派诗人,深耕湖湘热土,坚持以笔墨为守护这片热土的英雄们立传。自2021年起,在潇湘诗会召集人、总策划胡述斌的倾力推动下,这些英雄事迹登上中宣部“学习强国”总平台等众多主流媒体,并跨越湖湘,走进亿万华夏儿女心中。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这就是新乡土诗人坚持的力量。值此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致敬英雄、致敬先辈、敬献时代。

文/周正良

红色诗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诗歌与革命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共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数诗人都在思考突破红色诗歌可能面临的美学关隘:当信仰与激情被过度程式化为某种固定的抒情模式,诗歌的艺术力量是否也在此过程中悄然流失?新时代的红色诗歌,如何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激活诗歌的美学动能?

2021年12月,由潇湘诗会召集人、总策划、新乡土诗派创始人之一的诗人胡述斌主导,长沙大学马栏山新媒体学院教授荣斌、潇湘诗会雷烨等参与策划,《诗颂红色湖湘》栏目在“潇湘诗会·丝网”正式上线,目前已推出了三季共30首作品。这是湖南新乡土诗人群体的红色诗歌继《榜样的力量——百名诗人万行长诗颂道德模范》、《共和国英雄》后又一次集体亮相。第一季诗歌由中南大学教授聂茂创作,第二、第三季诗歌由新乡土诗人楚人执笔。丝网这一栏目于2021年12月17日登陆中宣部《学习强国》总平台“看文艺”版块,并被中新网、新湖南、红网、长沙晚报、星辰在线等主流媒体转发。一组红色主题诗歌作品能够收获如此规模的关注,那么,新乡土诗人群体为红色诗歌带来了什么样的审美资源?他们如何在“坚实、简约”的诗学理念与红色叙事的崇高指向之间找到平衡?而这一创作实践,又为新时代诗歌的红色书写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一、叙事范式的美学转向

红色诗歌的传统叙事,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高大叙事”的模式。这一叙事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当英雄的面貌变得过于相似,当牺牲的故事被简化为一个又一个雷同的模板,诗歌容易失去对读者心灵的穿透力。

《诗颂红色湖湘》系列在叙事策略上的显著特征,是实现了从“高大全”叙事向“大时代+小故事”的共情模式转换。楚人的《诗颂毛泽覃》提供了一个典例。诗人选取的叙事入口不是战争的宏大场面,而是一枚陈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展厅里的二等红星奖章:“银质的底色充满枪刺的寒意”。一枚小小的奖章,数行简净的诗句,就将一个革命者的生命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寒冷、坚硬、沉默——这些意象所唤起的,是一种远比慷慨激昂更为深刻的悲壮感。

值得进一步细读的是楚人围绕这枚奖章所构建的叙事细节。这种写法印证了新乡土诗派的核心美学信念:诗歌的力量不来自辞藻的堆砌,而来自意象本身的精神重量。

同样,聂茂在第一季中对湖南红色英雄群像的书写,也给烈士以可感的体温。中南大学教授聂茂长期致力于红色题材诗歌创作,他的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以英雄群像形式讲述了40余位英雄人物(集体)的事迹,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聂茂将这份史诗意识带入了《诗颂红色湖湘》的创作。但他有意选择了“降格”的叙事视角:英雄不是站在高台上的塑像,而是有故乡、有亲人、有体温的具体生命。一个揉进湘江泥土的背影,一封没能寄出的家书——正是这些细小的、具体的、带着生活质感的意象,让红色叙事赢得了一种柔软的力量。

聂茂在《诗颂何叔衡》中呈现了这一写法的典型特征。 聂茂没有选择何叔衡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宏大政治身份作为书写起点,而是将镜头拉近到革命者的“故乡”这一具有精神原点意义的空间维度——比如何叔衡“生于湖南省宁乡市杓子冲”,一个具体可感的乡土坐标,使英雄成为一个有根系的生命个体。

这一写法也在楚人的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楚人在《诗颂左权》中,同样选择了一个极具个人化的叙事入口——“我走过你放牛走过的小路/寻找你母亲讨饭的竹棍/在那竹的坚韧中感受你的坚韧”。诗人没有直接进入左权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战场传奇,而是先让读者看见一个放牛的少年、一个母亲讨饭用的竹棍、一间醴陵的私塾——这些日常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细节,使将军的坚韧有了可追溯的生命源头。

这一转向的美学意义在于:它使红色诗歌从“历史的图解”回归到“生命的歌吟”。《诗颂红色湖湘》所做的,是在宏大叙事中重新植入生命的细节——让读者先被一个具体的瞬间打动,再从这打动中自然地走向对革命历史的整体理解。这不是叙事的策略性调整,而是一种可供借鉴的美学转向。

二、意象与地域诗学

如果说叙事视角的转换解决的是“怎么讲”的问题,那么《诗颂红色湖湘》在“用什么语言讲”这一层面上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美学自觉。湖南新乡土诗派自1987年由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发起以来,胡述斌等人随后加入并持续推动其理论建构,该诗派始终以“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创作风格。在他们看来,诗歌的力量不来自辞藻的堆砌,而来自意象本身的精神重量。

当这种“坚实、简约”的诗学理念遭遇红色题材,产生了一个有意义的美学化学反应。红色诗歌传统上容易流入“虚”的一面——抽象的信仰、宏大的口号、空洞的抒情。而新乡土诗的“坚实”品格恰恰构成了一种美学校准:它指导诗人回到具体的事物,让意象本身来说话。在楚人的《诗颂柳直荀》中,诗人写道:“我在‘我失骄杨君失柳’中读到了你/我在‘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中惊艳于你/唱着你写的《红军跑步歌》”。这里没有一句直接歌颂柳直荀的信仰或牺牲,但它从毛泽东词句的互文切入,从一首红军歌曲切入,通过具体的文本经验唤醒历史记忆。这种写法,是典型的“坚实”美学:它相信读者的感受力,相信具体的细节比抽象的宣言更有力量。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这一系列作品中浓厚的地域诗学色彩。湖南新乡土诗派的创作者在创作中自觉融入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和楚地巫文化的神秘氛围,形成了独特的地域诗学风格。在《诗颂红色湖湘》中,这种地域性表现为革命地理与诗歌地理的双重叠合。浏阳河、湘江、井冈山、洞庭湖——这些地理坐标既是真实的历史空间,也是诗歌意义上的精神原点。当楚人写王尔琢“从石门县到井冈山/在每一座山的峰峦之上/都能仰望到你的伟岸”,空间本身变成了英雄精神的隐喻。这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将地理空间经由意象的审美化处理,升华为精神空间的建构。革命者走过的土地,因牺牲而获得了神性;而诗歌,则是这神性的命名仪式。这种以山水为英雄精神赋形的写法,在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

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楚人的红色书写中,体现为以一种更为深层的精神气质渗透其中。楚辞中“香草美人”的神游与“上下求索”的执念,在《诗颂红色湖湘》中转化为一种烈士英魂与山河同在的精神想象。周老嘴心慈庵的草地上,柳直荀的鲜血滋养出“分外茂盛”的青草,湘鄂西的林涛则“日夜传唱着你34岁年华大写的爱恋/彩虹一样灿烂的歌与诗”——烈士的生命并没有因牺牲而终结,而是转化为一种与大地山河同在的永恒存在。这种将死亡转化为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的美学处理,与楚辞《九歌》中“魂魄毅兮为鬼雄”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又在新乡土诗派坚实的意象美学中获得了当代的表达形式。

三、语言风格与抒情的美学平衡

红色叙事与诗歌抒情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张力:叙事的使命是记录与还原,而抒情的本质是情感的升腾与超越。两者如果处理不当,要么使诗歌沦为押韵的革命故事,要么使抒情悬空于历史真实之上,变成空洞的呐喊。《诗颂红色湖湘》系列在这一点上的处理,显示出诗人成熟的技艺。

聂茂的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以其结构意识和叙事章法为红色诗歌创作积累了经验。他将这一经验带入《诗颂红色湖湘》第一季,他运用丰富的现代诗歌表现形式,使叙事性的铺陈与抒情性的跳跃获得韵律。他在对革命事件进行白描时不失凝练,在情感喷薄处不过度渲染,整体上保持了一种沉郁顿挫的抒情基调。这种“沉郁”并非消沉,而是一种经过了历史沉淀之后的深沉。

楚人的语言风格则更明显地体现出新乡土诗派“简约”的美学追求。他的诗歌拒绝形容词的堆砌和感叹号的喧嚣,倾向于用名词和动词来构建诗歌的骨架。在《诗颂郭亮》中,诗人用极其克制的笔墨处理一个烈士的牺牲:“鲜血如花开满天空/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白色恐怖的湖湘大地/又一个早晨倒在血泊中”。首句用“花开”来比喻鲜血,意象鲜明却不过度煽情;紧接着是日期和地点,客观而冷静;末句的“早晨倒在血泊中”将时间的日常性与事件的残酷性并置,以一种近乎留白的方式完成抒情。这种写法,正是新乡土诗派所追求的“坚实”品格:让意象本身承载情感,而不是让抒情直接告知读者应该如何感受。

从整体上看,两位诗人在叙事与抒情之间找到了一种美学平衡。他们既不以叙事压倒诗歌的飞翔能力,也不让抒情脱离开历史的实在根基。

四、文化意义

根据胡述斌的计划,潇湘诗会将持续组织《诗颂红色湖湘》系列作品的创作与推送,专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的《诗颂红色湖湘》第四季诗歌的文字稿已杀青。这一系列作品的文化意义是多层次的。在党史教育与文学教育的交叉地带,它提供了一种“以诗证史”的独特路径。《诗颂红色湖湘》所做的,正是建构一种共情模式:让读者在具体的细节中与历史相遇,在个体的故事中理解革命的意义。与此同时,潇湘诗会作为一个延续四十周年的诗歌平台,胡述斌等人坚持将新乡土诗派的审美资源注入红色书写,使得湖湘大地上多了一个以诗铭记、以诗致敬的精神传统。

新乡土诗派“坚实、简约”的诗学理念为红色叙事提供了有力的美学支撑。它帮助诗人们在对具体的细节、具体的物象、具体的地理空间的凝视中,发现了红色叙事的诗意可能。

当然,这一系列作品远非完美,红色叙事中某些已有的程式与惯性,不会在一个诗人一个阶段的创作实践里全然消失。但《诗颂红色湖湘》系列作品从第一季到第三季,从何叔衡、谢翰文到郭亮、柳直荀……30位分散在不同革命语境里的湘籍先烈,因新乡土诗的坚实笔法而被归还了各自的姓名、面目与痛感。这一经验提示我们:红色诗歌的力量,终究来自于它对个体生命的真诚注目。

责编: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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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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