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金陵古槐：湘韵入江南的千年回响
女儿的红妆越过洞庭，系向金陵，使我这个饮湘江水、听屈子辞的湘人，与烟雨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前对江苏的遥想，大抵是地图上密布的江河、榜单中傲人的经济数据，以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缥缈盛名。直到双脚踏上这片土地，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里，在苏州园林的曲径通幽处，一些熟悉的印记竟如暗纹般渐次浮现，仿佛一部江南长卷的衬底，隐约透着潇湘的竹影与岳麓的墨香。
湘与苏，一中一东，隔千里江涛相望。湘楚之地，崇山峻岭育其刚健，大江大湖养其豪情，文化血脉中奔涌着“上下求索”的执着与“敢为人先”的勇毅；而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润其灵秀，市肆繁华滋其精雅，文化肌理中织就了“崇文重教”的底蕴与“经世致用”的智慧。这看似迥异的二者，却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如长江与洞庭般交汇融通，激荡出一段“刚柔相济，山河同脉”的壮阔篇章。
我的探寻，始于金陵城东，长江路292号那一片青砖黛瓦的肃穆建筑群——两江总督府旧址。这里曾是帝国江南的心脏，统摄苏、皖、赣三省军政钱粮，见证了多少关乎国运的决策与变革。庭院深深，古木参天，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株历经风雨的老槐，枝干虬劲如铁，春来依旧绽发新绿。立于树下，仰望疏影间漏下的天光，杜牧“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的感慨悄然浮上心头。繁华与衰落，安定与动荡，都曾在这方院落里轮回上演。
然而，让我心潮澎湃的，并非仅是建筑的宏伟或历史的沧桑。在史料陈列馆的幽光中，一行文字如惊雷入眼：“有清一代，湖南籍人士出任两江总督者，凡十二人。”自道光朝始，至清末止，从陶澍到曾国藩，从左宗棠到刘坤一，一群湖湘子弟先后执掌这东南最为富庶繁剧的疆域，将楚风湘雨，绵绵引入江南。这绝非偶然的历史插曲，而是一场持续近百年、深刻塑造了江南近代命运的文化交融。那古槐的根系，莫非也如这文脉一般，既深扎金陵泥土，又遥连湘楚山川？
陶澍开新篇：经世之学的江南实践
湘潮正式润泽江南的第一波巨浪，以陶澍的到任为标志。道光年间，这位从安化山乡走出的士子，肩负漕、盐、河“三大政”的积弊与期望，坐镇金陵。当时的江南，虽表面维持着“苏湖熟，天下足”的富庶形象，内里却已危机四伏：漕运梗阻，耗费惊人；盐政腐败，官商勾结；水利失修，灾害频仍。朝野议论纷纭，却多流于空谈。
陶澍的到来，带来了一种迥异于江南精致书斋风格的务实之风。他秉承湖湘学派“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世济民”的传统，下车伊始，便深入实地考察。他的改革，刀刀见血，却步步为营。漕运方面，他顶住重重压力，力主将依赖运河、弊端丛生的“河运”改为风险虽大但效率更高的“海运”。亲自筹划航线，定制海船，最终促成了首批海运漕粮的顺利北抵，“岁省帑金无算，漕卒欢呼”，开启了南粮北运的新纪元。盐政改革更是石破天惊，他首创“票盐法”，打破世袭盐商的垄断，允许商人自由领票贩运，“化私为官”，不仅使盐价大跌，百姓受惠，朝廷盐税收入亦大增。至于水利，他视江南为家园，悉心治理太湖、吴淞江、浏河，修筑海塘，其功绩至今惠泽后世。
陶澍的作为，仿佛为沉闷的江南官场注入一股清新而刚健的“湘风”。他的成功，不仅是政策的胜利，更是两种文化气质的一次成功对接：他将湖湘文化中崇尚实干、勇于任事、不拘成法的精神内核，完美地应用于解决江南最复杂实际的社会经济问题。其意义，犹如为一幅精工细作的江南水墨，添上了力透纸背的遒劲线条。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人”。陶澍以其卓绝的识人之明，在江南任上，为日后叱咤风云的湘军集团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石。他赏识并提携了当时位卑名微的曾国藩，悉心教导；他听闻湘阴隐士左宗棠之才名，不惜折节下交，与之纵论古今，视为国士；他对胡林翼等青年才俊亦多有奖掖。这些知遇之恩，如同种子播入沃土。日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不仅继承了陶澍的经世思想，更将他治理两江的经验与格局，带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可以说，两江总督府成了近代湖湘精英的“政治摇篮”与“实践课堂”，陶澍便是那位无声的奠基者与导师。
湘督续薪火：危局中的文明守护与开拓
陶澍开创的道路，在更为酷烈的时代风雨中，由他的后辈同乡们艰难而辉煌地延续。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烽火几乎焚尽江南繁华。曾国藩临危受命，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组建湘军，其核心精神“扎硬寨，打死仗”，正是湖湘坚韧气质在军事上的极端体现。历经苦战，湘军最终克复金陵。然而，曾国藩的功业不止于“克复”。他深知“破”后之“立”更为关键。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在废墟上着手重建：恢复科举，振兴文教，设立书局刊刻经典，试图重新凝聚文明的星火。更重要的是，他将陶澍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大规模实践，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学，派遣幼童留学。这一刻，金陵不仅是收复的城池，更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与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原点。曾国藩将湖湘的务实精神，提升到了“开创时代”的高度。
左宗棠督两江，已是其波澜壮阔人生的晚年。他同样延续着务实兴利的路线，整治两淮盐务，兴修江南水利，筹办海防，事必躬亲。然而，左宗棠在两江留下的最动人一笔，并非经济政绩，而是一座祠堂。他为纪念陶澍与林则徐，奏请修建了“陶林二公祠”。此举情深义重，远超寻常官场酬酢。左宗棠早年受陶澍知遇，林则徐则于晚年途经长沙时与他有过深谈，以西域边防资料相托付，寄予厚望。为二人建祠，是左宗棠对前辈风范与家国情怀的深切追慕，是湖湘文化中“崇先贤、重道义、续薪火”精神的生动体现。这座祠堂宛如一个文化的灯塔，昭示着：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除了刀剑与资本，还有精神的传承与道义的坚守。
从陶澍到左宗棠，湘籍督抚们如同接力一般，在江南这片土地上，将经世致用的思想从经济改革推向军事救国，再推向洋务图强。他们并非江南的过客，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将个人的功业与江南的存续、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治理，为江南在近代巨变中提供了难得的秩序稳定期与发展机遇期，使得这片文明膏腴之地，能在创伤后较快复苏，并率先接纳近代化的浪潮。金陵古城墙的厚重砖石上，于是不仅烙有六朝文采、明朝气象，也深深铭刻着这一脉从湘江汇入的、沉雄而清醒的经世洪流。
周庄水韵：商道与国运的慷慨和弦
离开金陵的厚重历史，我南下至苏州昆山的周庄，寻找湘苏交融的另一番韵致。如果说总督府代表的是庙堂之上的政治交融，那么周庄的故事，则展现了民间资本与家国大义在时代洪流中的动人协奏。
“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韦庄的诗句描绘了水乡的恬淡。周庄，“镇为泽国，四面环水”，舟楫往来，确是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画卷。沈厅、张厅等深宅大院，无声诉说着明清以来江南商业资本的累积与精致生活美学。初入此地，满眼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似乎与湖湘的雄浑毫不相干。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经意处交织。晚清“红顶商人”的传奇，便将这柔美水乡与西北边陲的铁血征程联系在了一起。在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宏大史诗中，这位长袖善舞、富甲东南的商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总管”角色。西征之难，难于后勤。万里转饷，瀚海运粮，所需资金之巨、调度之繁，旷古罕见。左宗棠在前线“朔雪炎风，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而后方的筹饷、购械、转运等庞杂事务，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位商人及其构建的庞大金融与商业网络。
他以江南为基地，凭借卓越的商业信用与灵活手段，为西征大军筹措了数千万两的军饷。其过程，堪称一场精彩的商业运作与国家责任的结合：他通过钱庄汇聚民间资本，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向洋商借款，利用遍布全国的商号网络采购军粮物资，组织庞大的运输队伍沿“丝绸之路”古道源源北送。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一种深明大义的爱国壮举。他曾言：“我之所以大量捐输助饷，就是不想看到国家分裂。”于是，江南的财富、商业的智慧，通过一位商人的担当，化为支持国家统一大业的磅礴力量。
漫步在周庄迂回的水巷，看着满载游人的小舟轻轻荡开绿波，我仿佛看见，历史的画面在此重叠：眼前这宁静的市河，或许曾忙碌地转运过贴有特殊封条的银箱；那些精致的石拱桥下，或许曾驶过装载特殊货物的船只。江南水网的灵动与高效，在那一刻，与国家命运的脉搏同频共振。商人的最终悲剧，为这首协作曲添上了悲怆的尾音，却也让这段历史更显真实与厚重。它揭示了个体在时代巨轮下的渺小，却也永恒地证明了，即便在最复杂的利益场中，依然有人将“义”置于“利”前，将国运系于己身。周庄的柔波，因此不仅映照着小楼的灯影，也沉淀了一段关乎忠诚、智慧与牺牲的慷慨记忆。
苏州园林：刚柔并济的哲学之境
从周庄的市井烟火再入苏州，便如同从一幅生动的民俗画，步入了一卷深邃的哲学长卷。苏州园林，是江南文化的精魂所萃，是士大夫精神与世界观的物质化身。拙政园的疏朗自然，留园的曲折深秀，网师园的小巧精致，无不体现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至高追求，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理想栖居变为现实。
初入园林，感官完全被其极致的“柔”与“雅”所俘获：太湖石的皱瘦透漏，曲廊的婉转逶迤，花窗的玲珑剔透，乃至一草一木的精心配置，无不透着闲适、含蓄、精妙的审美情趣。这与岳麓书院的庄严、洞庭湖的浩荡、湘西大山的雄奇，似乎构成了美学上的两极。
然而，若静心品读，便能于这极致的柔雅之中，窥见一种内在的“刚”劲与湖湘精神的遥相呼应。这“刚”，首先在于造园的意志与匠心。移天缩地，在方寸之间营造乾坤，需要何等强大的规划能力与执着精神？这与湘人“扎硬寨”、“打死仗”的坚韧，异曲同工。其次，在于园林主人的精神世界。许多园林主人，是在宦海浮沉后归隐于此，园林不仅是享受，更是寄托，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理想的物质空间。这份于精致生活中坚守的人格独立与进退之道，与湖湘士人“先忧后乐”的担当，在精神内核上息息相通。
更深层的交融在于文化功能的互补。那些督抚江南的湘籍大员，在经世济民、处理繁剧政务之余，对江南的园林文化与艺术生活，往往不是排斥，而是欣赏、参与乃至保护。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仍致力于搜求典籍、兴办教育；左宗棠也能诗善书，并非只知兵戈。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示范：经世致用的实干，是文明存续与发展的筋骨；而诗书画印、园林雅集的精致生活，则是文明高度与深度的血肉。前者保障了族群在现实世界的生存与发展，后者则安顿了个人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与超越。二者正如阴阳两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健康的文明生态。
因此，行走在沧浪亭的复廊，看隔水相望的林木亭台，想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的古歌，心中豁然。江苏乃至整个江南文化的伟大，或许正在于这种强大的包容与融合能力。它以其水的柔性，接纳了湘楚之风的刚健骨骼；又以其文的雅致，为这份刚健包裹上丰厚温润的血肉。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外柔内刚，文武兼济”的独特文化气质。这既是历史上湘苏交融的结晶，也是江南能在近代以来历尽劫波而总能焕发新生的文化密码。
文脉永续：江河交汇处的未来之光
回首这趟因亲情而始、以文化为归的旅程，从金陵古城墙的森然肃穆，到周庄水巷的烟火氤氲，再到苏州园林的哲学静思，一条清晰而坚韧的文化纽带始终贯穿其间。这条纽带，并非简单的“湖南人治理江苏”之历史陈述，而是两种深厚的地域文明，在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基于共同的家国命运与文化忧思，所进行的一场深度对话、一次创造性融合。
陶澍的改革，是湖湘“经世致用”实学思想在江南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次成功“系统测试”；曾国藩的洋务探索，是将这一思想置于民族存亡背景下，推向“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更高阶段；左宗棠的边疆征战与江南支援，则展现了这种精神所能激发出的、超越地域的磅礴伟力。所有这些实践，都如同刻刀，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湖湘精神基因，深深镌刻进了江苏近代发展的轨迹之中。
反观之，江南的富庶、文化的昌明、社会组织的成熟，以及面对新事物时特有的灵活性与创造力，也通过这些深度互动，深刻地反馈和滋养了湖湘乃至更广阔的地域。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与成就。今日江苏，经济体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十三太保”各展风流，创新能力持续迸发。这辉煌的当代画卷，其底色无疑是历代江苏人民筚路蓝缕、辛勤奋斗的智慧与汗水。然而，若我们愿意稍微撩开这画卷的一角，审视其文化的织锦与历史的经纬，便会发现，其中交织着无数来自长江中游乃至全国各地的丝线。它们色彩各异，质地不同，却共同编织出了今日这幅既底蕴深厚又朝气蓬勃的壮丽图景。
女儿的姻缘，像一颗石子投入我生命的湖心，激起了探寻的涟漪。而这番文化溯源，则让这涟漪扩展为与一片古老土地及其厚重历史的深情共鸣。临别之际，再次站在长江之滨，看浩荡江水，不舍昼夜，奔流向海。这江水，从青藏高原的冰川出发，汇集万千溪流，途经楚地，润泽江南，终成不可阻挡的洪流。
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伟大隐喻吗？我们拥有诸多如湘、如苏般特色鲜明、灿烂夺目的地域文化，它们如长江的支流，发源于不同的山系，流淌过不同的地貌，带着各自的故事与风采。但最终，它们都汇聚于一条名为“中华文明”的干流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兼容并蓄，奔涌向前。正是这种内部持续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赋予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韧性、活力与创造性。
湘潮曾润江南土，文脉永续跨江来。历史深处的这次交融，早已超越地域，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启示：唯有开放包容，方能汲取各方养分；唯有刚柔相济，方能行稳致远。当湘风的豪迈遇见吴韵的婉约，当经世的务实遇见艺术的精雅，所诞生的，绝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更为健康、健全、充满生命力的文明新形态。这交融的回响，历经百年，依然清晰可闻，并将继续在新时代的江河交响中，发出其深沉而有力的和声。而这，或许便是我们探寻历史、连接血脉最终极的意义——在过往的辉煌与智慧中，汲取面向未来的信心与力量。
（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某央企驻湖南分公司负责人。曾在《湖南日报》《湖南文学》《老年人》《星尘文萃》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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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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