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立安：“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谢璐
1959年，一部畅销600万册的革命书籍《我的一家》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革命家庭》，共产党员欧阳立安一家的革命事迹感动了大江南北。
欧阳立安，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长沙人。牺牲时年仅17岁，他用革命的一生诠释了“生命虽短促，业绩炳千秋”。
1914年3月29日，欧阳立安在长沙出生，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母亲陶承是一位有影响的“革命母亲”，夫妻二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小立安从父亲的书箱中寻找记述历史英雄人物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不懂就向父亲请教，然后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他积极参演文明戏，宣传民族英雄黄兴、蔡锷的爱国思想，惟妙惟肖的表演深受师生喜爱。他写下文章《屋檐下的麻雀》，借小麻雀之口，诉说穷苦孩子的悲惨遭遇，表达对黑暗旧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受苦群众的深切同情。
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欢迎大会，欧阳立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台上发言。12岁的他因身材矮小，只能站在小凳子上发言，但他毫不畏怯，历数反动军阀的罪恶、帝国主义的凶残，感叹当局政府的无能和百姓的无助，讲到动情处，他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引得观众群起响应，口号声震天。
省工人纠察队成立后，欧阳梅生带着欧阳立安去观看纠察队的训练，纠察队威武整齐的操练给欧阳立安强烈的震撼。回到学校后，他便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一起组织了学生纠察队，他担任第一队队长。白天，他腰扎皮带、手拿木棒，带着小纠察队员在大街小巷查烟禁赌，维持社会秩序，演讲和散发传单，号召募捐救济灾民；晚上，帮助父亲油印传单。
“马日事变”后，长沙一片血雨腥风，欧阳梅生转移到武汉，与张浩等同志组建了中共汉阳县委。不久，欧阳立安随母亲来到这里，他们的家就成了县委机关所在地。这段时期，欧阳立安成长为我党的地下小交通员。
他肩负的重要任务是将党的秘密刊物《大江报》分发到汉阳各地的联络点。每天，《大江报》和信件被他折成很窄的长条，围在棉裤腰间，再用绳子将裤头扎好，外面罩上黑棉衣，一次捆8张，分送到不同地方。
有一次，他来到一个交通站，刚进门就被埋伏的敌人抓住。敌人逼问他来干什么，他机警地假装是来收豆腐钱的，走错了门，还随口说了附近的一个门牌号码。敌人见他是个小孩，信以为真将他放了。出门后，他立即拣了一块木炭，悄悄在大门的墙上画了一个“井”字，这是个暗号，表示这个交通站出了问题。听闻此事，当时任《大江报》编辑的谢觉哉夸欧阳立安“真是一位少年斗士”。
大革命失败后，欧阳梅生积劳成疾逝世。1929年春，15岁的欧阳立安被党组织送到上海，进入上海申新五厂做工，跟随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从事工人运动。一场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给了欧阳立安更大的锻炼。1930年春，经何孟雄介绍，欧阳立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底，他受党组织任命，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这时，欧阳立安虽然只有16岁，但已开始为党“挑大梁”了。
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一次会议后，被反动军警逮捕。虽然是被捕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面对酷刑逼供，仍严守党的机密，视死如归。他在狱中说：“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当年2月7日晚，欧阳立安和何孟雄等24人高呼口号，在上海市郊龙华英勇就义。
如今，在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古镇的陶承故居，市民游客往来不绝，深深缅怀这一家革命先辈。而欧阳立安的母校修业学校，则将欧阳立安的革命事迹编入校史系列教材，以红色文化教书育人，激励一代又一代学子珍惜幸福、刻苦学习、报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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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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